人类计划
这篇文章是探索“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智性的生活”系列的其中一篇。主题在 探讨人的处境（human conditions）和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人的理性（即智能） 为什么存在？以此衍生出来的文明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这个问题为纲，作为个 体能够做什么？用现在流行——也许用荒诞来形容更合适一点——的讲法叫“思考 如何过一种自洽的人生”。
在从黑暗时代和宗教束缚中刚刚挣脱出来的启蒙时代，当代思想家卢梭把时代浓
缩成这么一句话，
我们生来自由，但却处处身缠锁链 (we are born free, but in everywhere in chain)。
启蒙时代从宗教愚昧中挣脱要强调自由，就如同民国时代从儒家伦常中挣脱要强
调思想解放，亦如同如今的我们要完成经济重建、民族复兴要讲“升职加薪，赢
取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一个时代的宏观进程会以主流文化范式的软约束形
式架构到每个普通人身上。个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几乎永远和其所处文明的宏观
脉动嵌套在一起。
……
这些内容在历史上都有诗意的表达。康德写过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
敬畏越是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
法则。（Two things fill the mind with ever new and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the more often and steadily we reflect upon
them: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而之前我们提到的横渠四句也是。
最终于是有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这应就是人的处境，和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我们不妨称其为
人类计划。
智人的困扰
在英文里，动物的英文是animal：其意义大致是像人偶一样被操纵（充能 animated）的物体。这背后的哲学意义是动物是没有自我意识的物体，它们被某 种神秘的能量充能并获得行动能力。而人则不同，在基督的世界观里，人是上帝 之城完美世界的投影，是天使在人间历练将要回到天国的中间形态。
这种本体论上的假设对应了一套人世的意义：耶稣来到世间的意义是为了体验人 间百态，救赎人类，最终回到完美的天国；而人世的意义则是去体会耶稣的爱给 人世铺就的道路，并去尽量接近这条完美的道路。
这两段给出了一个例子，一个对神学天真解读。我想要用它来说明自古以来， 先哲对于如何解释智人和自然界普通动物之间迥然不同的思维能力——即理性——所 面临的困扰，和这个答案对于社会秩序有着开天辟地的影响——神话里盘古劈开天 地，夸父化身山林即是对这种影响的文学化刻画。
这个问题就是哲学里的经典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往何处去？
这个问题开启了人类的历史。
武王伐纣与华夏新生
对许多人来说基督是个遥远的故事，为了和中国语境联系起来，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华夏历史。在中文世界里则有封神榜的故事来解释人的理性，不过我们要讲的不是广为流传的那个版本。
商朝并不是那个封神榜里那个像周或秦朝一样的社会，这里有一段被周公埋葬，通过考古才发现的恐怖历史。商其实是一个人和动物的边界模糊不清的社会。在殷商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上经常有这么一些文字，诸如“卯五羌”。“卯”这里是一个象形文字，其含义是把尸体内脏掏空，晾干并挂在钩子上。而“羌”则是指姜太公所在的部族。连起来的故事是：姜太公所在的原始部落是商王的部属部落，而商王的部落可能是食人的——非洲的许多部落在大航海时代也被发现是食人族；不过有甲骨记录的“卯”往往是为了祭祀，因此这三个字背后的故事是羌族作为王族的臣服部落需要定期向王族提供人牲做祭祀用途。
怎么理解这种人牲祭祀现象呢？社会秩序的形成往往需要某种规则，这种规则是大规模协作的基础。而早期社会这种秩序的形成往往是武力征服。可能是在商的政权形成时期有过非常血腥的征伐历史，而这个过程中的牺牲则被符号化，成为了维持秩序的仪式。这个最终的符号被称为“帝”，祭祀即是向“帝”祈求秩序——此“帝”即为三皇五帝的来源，也是基督中化对应的“上帝”的帝。
这些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收场。 这种剥削性的社会组织最终无法扩展到王族之外，因此最终被周王推翻。周公废除所有人牲祭祀的体制，建立了基于礼法的社会制度，以德治天下，初建了一趟被后世称为天道的哲学体系，始载于《易经》，继承于《论语》,弘扬于《大学》，史称四书五经。而这段历史过于恐怖，被周公艰难抹去，将体制的系统行为归咎于暴虐的个人病变，把所有的锅给了纣王，“杀伯邑考烹饼飨文王”、“比干挖心”、“酒池肉林”，不载于史，给后世留描绘了一个尧舜禹贤王禅让的先古社会。而纣王为何会如此暴虐呢？这是一个难圆的故事，所以妲己被说书人捏造出来，而这段历史后世终究传为一场笑谈：“先怪红颜祸水，再来问山河在不在”。是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自此有华夏文明的开端。
在这套天道的体系下，人的理性在于顺应天道。人的最高追求则有一个流传千古的表述，被称为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商的神明过于残酷，因此在这套体系下，“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开始了人本主义的文明。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启蒙运动的未竟之业
而华夏这支人本主义的文明在千年里经历数次起起落落，在清朝时已不知如何前行。篇幅所限，这里暂按下不表，我们回到东西文明汇合的近代，这个启蒙时代对理性的解释所创造的时代。
借罗素的话说，基督的体系给予在苦难处境的人们一种乌托邦式的希望，在乱世维持了基本的秩序。而当欧洲黑暗时代结束，战争不再是社会头上似乎不会退去的阴云，经济贸易兴起，人们开始探索现世存在的意义，开启了文艺复兴。
文明的基础已在文初解释，是一套本体论的体系。而基督的本体论体系基于被称为托勒密系统的一套天文理论：简单来说星空是上帝之城永恒的象征，其运行是由一个个完美互相嵌套的圆描述的。而牛顿定律给出了一套更简单更准确用椭圆来描述恒星运行的体系。这套描述的抽象给启蒙运动时代的人们两个错觉：
第一个是笛卡尔的几何坐标抽象：世间的物体在笛卡尔坐标系里有唯一位置，并且有一条坐标轴是时间，时间是线性往前发展的；第二个是世间一切物体似乎都可以用牛顿定律计算——“给我一组初始条件，我可以计算整个宇宙的未来”。
这个颠覆本体论的天文体系给予了逃脱基督近似轮回论的本体论，给予当时的商贸阶级、地方王族、自由思想家理论指引，人们开始相信通过由人类理性带来的科学能够发现世界的规律并指导人类社会的运行，并且人类的进程是线性的、进步的。这一套思想现在被称为现代性。
在现代性的指引下，人类可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五百年历史。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是万物的度量”：像东方世界的人本化，艺术家不再作画身着羽翼的神，而用科学视角作画蒙娜丽莎，15世纪理想女性的形象。在启蒙运动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古人不再是知识的权威，因为我们比他们博学——我们是年长的、睿智的，而他们是年轻的、无知的。在大航海时代，冒险家驶向东方，寻找“黄金”、“神灵”和“荣耀”：冒险家第一次一路向东之后却回到原点，发现“地球是圆的”。在工业革命年代，“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亚大陆上游荡”：资本家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将牛奶倒进江流。在世界战争年代，在奥斯威辛的边界，穿条纹衣服的男孩和戴勋章的男孩隔着栅栏交换玩具，广岛长崎升起两朵行星级别的蘑菇云。在反文化年代，“我们就像神一样，那我们最好当好这个神”：乔布斯们拿着Steward Brand的《全球目录》圣经创造了Macbook、互联网、ChatGPT和沙发土豆、川爱国、Deepfake。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五百年之后，现代性还是没有回答最开始其准备回答的问题：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好的社会？人生的意义是什么？Jacque Barzun写了一本传世之作《从黎明到衰颓：西方文化历史五百年》，在书的开头，他对当代的这样评价道：
“衰颓”这里尽力所指的是一种失重式的“坠落”。它并不意味着身处这样一个时光的人们失去了精力、才情或道德情感。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异常活跃的纪元，充盈着深刻的关切，却又异常得坎坷，因为其未能寻觅清晰的前行方向。
这时代所缺失的，是可能性的消逝。无论是艺术的形式还是生活的模样，皆显枯竭不堪，其能够探索的空间早已穷尽。制度艰难地运转着，而重复与挫折，是难以忍受却不容避免的结果。倦怠和疲态，是巨大的历史阻力。
这些困惑的直接反映到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想要知识的传播，却得到了娱乐短视频；我们获得了高等教育，然而发现宇宙的尽头是体制内；百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让位给了螺丝钉，社会性失忆，十万加、重磅，买买买和故乡的异乡人。中国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即是西方五百年现代化进程的缩影。
个体和人类的命运
东西两支文明的千年曲折历史缠绕着一个亘古弥新的问题：人的理性（即智能）为什么存在？以此衍生出来的文明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这个问题为纲，作为个体能够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仿佛在个体层面过度地抽象，过度地宏观，以致于在我们的时代读上去有些荒诞。但是这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真正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人必须思考的问题。而这个思考的过程可能用王国维写《人间词话》的心境来阐释恰如其分。
王国维生活在中国的黑暗时代，外族入侵，清政府没落崩溃，社会失控，价值体 系紊乱，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剧烈动荡。王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 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几经辗转之后后留学日本。 是以有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然天涯路尽头却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之后人类理性分崩离析的解构，是尼采 宣布上帝已死之后礼崩乐坏的世界，是资本过度扩张之后争夺资源和市场的世界 大战前夕——我们如今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已是对这些问题经过一百年修正的世界。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回国，他说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虚弱，而性格又是如 此的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自是始决计从事于哲学的研究”。五年 之后，“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可信者”指可得到确 切的实证科学知识，虽可信，却只不过陈述经验事实，不触及人生的意义，故不 可爱。他追求的是“可爱”与“可信”的统一。而当时的心理学伊始，弗洛伊德还是 维也纳一个诊所里一名默默无闻的临床医生；达尔文在垂垂老暮之年才敢发表 《进化论》，刚刚被认为是有些道理，还远远未涉及到社会生物学，反而留下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丛林法则的公众印象；X射线才刚刚被发明，离发现 DNA的双螺旋结构还有半个世纪，自此诞生的分子生物学还不存在。他面临和牛 顿一样的困境——科学还远远不能解释人类尺度的现象。是以有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后来牛顿研究了半辈子炼金术之后重归神学以求心灵的安宁。而王国维则在文学 里另寻解脱，著《人间词话》。最终有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流传千古。
王做的事情在历史上也有一个经典的叫法，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面临的问题却是普世的，用现在流行——也许用荒诞来形容更合适一点——的 叫法叫“思考如何过一种自洽的人生”。最终王找到的答案让他在华夏文明倒数第 二次迭代版本消亡之际，随版本更新殉葬，投颐和园昆仑湖。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坊间流传的故事常常是戏剧性的；人们喜欢听故事，不耐烦读道理。故而先哲 “究天人之际”所得的道往往不广为人知，却以《一代宗师》里，“念念不忘，必 有回响；留一口气，点一盏灯”的方式代代相传，细无声地滋润着文明。王国维是燕 京大学的国学门导师；燕京大学可以被称为清北前身，其校训是这么一句话：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虽然它的起源是基督教义和儒家道学的融合，但却含了所有尚能延续至今文明的 微言大义。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尝试从第一性 原理来分析这个事情，这里我们尝试故事性一点来讲述。
在从黑暗时代和宗教束缚中刚刚挣脱出来的启蒙时代，当代思想家卢梭把时代浓 缩成这么一句话，
我们生来自由，但却处处身缠锁链 (we are born free, but in everywhere in chain)。
启蒙时代从宗教愚昧中挣脱要强调自由，就如同民国时代从儒家伦常中挣脱要强 调思想解放，亦如同如今的我们要完成经济重建、民族复兴要讲“升职加薪，赢 取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一个时代的宏观进程会以主流文化范式的软约束形 式架构到每个普通人身上。个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几乎永远和其所处文明的宏观 脉动嵌套在一起。
而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里，即使个体理想和文明进程的关系可以抽象得分类为 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个人的人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孤立的个体就如同漂流至 荒岛上的鲁滨逊一样，只剩下生存。我们举例说明：即使是在主流文化范式之外，一 生不求功名，游历名山大川的徐霞客也是在做一件为中华文明探索未知疆域的事情。 徐一生所著《徐霞客游记》记载了东亚山川的详细情况，涉及地理、水利、地貌等 情况，被誉为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翻译成几十国语言，流传世界。
再把叙事缩小一点，我们个人的命运也受家系传承影响深重。徐家之所以支持徐霞 客的游历，也是受祖辈的影响。徐霞客的祖父徐经曾在上京赶考的途中结伴唐 寅——就是那个唐伯虎。而唐伯虎由于受官场政治影响失去了本已评给他的会试会 元（第一名），并被判终生不得再考——由此才有了“风流才子”的后半生。而徐经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对科举体制失望透顶，于是才有了徐霞客的家教。
这里背后的规律是怎样的？
人类文明是一个基于智人个体之间互相协作、语言沟通和道德约束进化/构建出 的一个巨大的有机物。这里我们可能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有机物。有机物在通常 意义上会被联系到果实、蛋白质烤肉，但是它的定义其实是通过某种形式将粒度 （尺度）更低的部分（个体）有目的地组合在一起的组合体，因此从生物原理上， 有机组合在一起的植物细胞和有机组织在一起的人类个体都是有机物。
而我们时代一件激动人心的时期就是当代的科学开始理解这种巨大的有机物。 E. O. Wilson，社会生物学的创始人，在《知识的融通》（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写道，
人类的社会存在，与动物的社会性不同，是以基因式的倾向性为基础而形成的 长期契约，这些契约通过文化演变成为道德准则和法律。它们在数万甚至数百 万年的演变中产生；这种赋予在基因里的信息经历了过去世代的考验，从而获 得在未来世代中存在的机会。我们不是时不时违背来自我们物种外部的指令的 迷途儿童。我们是已经发现了哪些契约对生存是必要的的成年人，并且我们已 经接受了通过神圣誓言来保卫它们的必要性。 (Human social existence, unlike animal sociality, is based on the genetic propensity to form long-term contracts that evolve by culture into moral precepts and law. They evolved over tens or hun- dreds of millennia because they conferred upon the genes prescribing their survival and the opportunity to be represented in future generations. We are not errant children who occasionally sin by disobeying instructions from outside our species. We are adults who have discovered which covenants are necessary for survival, and we have accepted the necessity of securing them by sacred oath.)
更古早的时代，这些内容在西方文明被黑格尔称为Spirit of History（历史的精神），而 在中华文明被称为天道。
当然，这是一个过分简单化的描述，所有的客观知识都是天道的一部分，我们所 学的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学等等都包含在其中，这些细节逐渐积累起的世界 知识体系揉合成了天道，这个过程被朱熹称为“格物致知”。
这些人类积累起来的客观知识即是
“因真理“。
这些真理告知我们人类存在的原因，个体的极限，和生活的意义。当认识到这些 内容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孔子的所谓“知天命”，我们就能在我们的宏观社 会里找到自己可以发挥的空间，进而有
“因真理，得自由”。
而这种自由是和人类的命运纠结缠绕地绑定，可能所以马克思说“人是社会的人”。 “人终有一死”，“得自由”之后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长达百万年的智人进化 史里——如果从宇宙诞生开始算的话则是上百亿年（所有有机物都是从恒星死亡的 星尘里诞生，而恒星则是从宇宙大爆炸之后密度分布不均的物质坍缩形成）——接 过火炬，推进人类未知领域的前沿，维护现世的繁荣。
这个火炬可以体现在成为一名发现真理传播真实的科学家，描绘时代轮廓的文学 家，建造可回收火箭开拓资源极限运载用于小行星矿物采集的机器人的工程师； 如此种种，一切过往，皆是续章。
这些内容在历史上都有诗意的表达。康德写过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 敬畏越是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 法则。（Two things fill the mind with ever new and increasing admiration and awe, the more often and steadily we reflect upon them: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而之前我们提到的横渠四句也是。
最终于是有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这应就是人的处境，和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我们不妨称其为